返回驻地之后，我把军部的命令传达给杨运通，我看到他颧骨一耸一耸，一句多余的废话都没有，直接去执行了，接下来的工作要让他来办，把这3千多名娃娃合编到我们的队伍中去。
    这些娃娃兵都剃了光头，女孩子留着齐耳短发，每人背着一个斗笠，斗笠上用红色油漆标注着编号和姓名，这是唯一可以证明他们身份的东西。
    之前留守的孤儿团的孩子看到我回来，异常兴奋，呼啦一下把我给围起来了，叽叽喳喳的问东问西，我是强颜欢笑，搂搂这个，抱抱那个，摸一下这个的头，踢一脚那个的屁股，一想到要把这帮孩子再次带进战场，我的心里堵得难受，当初宜昌逃难一幕仍历历在目。
    这些孩子长高了一些，但是还是太矮小了。我捏了捏一个小兄弟的胳膊，疼得他呲牙咧嘴，还是太弱了。
    我举手对众人喊:今天晚上炖牛肉罐头，管饱！
    开饭之前召集所有营连军官一起开会，没有会议室，全部蹲在远离人群的大树下。
    没等我说话，老荣就先问:要打大仗了？
    我点头。
    崔前进问:这些娃娃们也要上了？
    我继续点头。
    赵振江问:到时候能不能让我们营打先锋，把小弟弟们放最后？
    江大淮也抢着说:我们营一定要打先锋的！
    杨娃子不耐烦地说:你们这些娃娃就莫跟老子们抢咯，老子们已经打了七年小东洋咯，你们才打几场仗？
    参谋长杨运通正色说:都别吵吵，听团长的！
    我那会啥也说不出来，又把皮球踢给他:让参谋长安排一下吧！
    杨运通也不推辞，依旧一本正经地说:从目前战况来看，整个缅北和滇西战场都在反攻，形势一片大好，不必如此悲观。我们决定把所有的娃娃兵分散补充到各连排，具体作战计划根据形势再行确定。
    他说了等于没说，场面一度陷入尴尬，都默不作声。
    常先生插话说:都别那么悲观嘛，你们都是在印度接受过美军训练的，战斗力彪悍，在缅甸又打得那么好，只要咱们打得好，小娃娃们就越安全。团长你说对不？
    我能说啥？只能点头:不错！准备吃饭！
    5千多人一起吃饭的场景确实也壮观。没有桌子和凳子，大家都是十个一组围着一个木桶，每人手里端着一个木头碗，席地而坐，这就是我们在战场上吃饭的场景，饭菜很简单，牛肉罐头炖白萝卜，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来说，这已经算得上是豪华大餐了。
    我们作为高级军官，当然是有特权的，我们有一张三条腿的木头桌子，每人一个稻草做的马扎。
    除了大家都有的牛肉罐头炖土豆，我们比其他兄弟多了一小盆煮蚕豆，塞一颗到嘴里，喷香喷香的，连壳都不舍得吐，云南当地的苞谷酒还是那么香醇。
    常先生的爱人岳春华也主动跟我们坐在一桌喝酒。使得我们这些大老粗说话都小心翼翼，除了表示羡慕常先生艳福不浅之外，眼睛都不敢乱看。
    我们尽量不去谈关于战争的任何话题，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道令人刺痛的疤痕。
    按照规矩，应该补上份子钱的，我们每人凑了十块钱美元装在一个信封里塞岳春华，她坚辞不受，说我们这些都是卖命贱。
    我们的脸色都不好看了，这个娘们好像有点不太会说话，怎么能说叫卖命钱呢？碍于常先生的面子，我们只是呵呵一笑。
    常先生倒也不客气，他把信封接过来塞进口袋里，对他媳妇说:你们不了解这帮哥们，都是抠完屁股还要尝尝味的人，撒尿都用筛子过的，能让他们出钱不容易，这个便宜必须得占。
    你瞧你瞧，这才是我们正常交流的方式。
    许久没喝酒的原因，一碗酒下肚，大家的废话就多了起来。
    女人更是如此，得知我们要带孩子去战场，她敲着桌子说:让孩子扛着枪去送死，是咱们国家的悲哀，国家内乱刚平，又出外患，社会贫弱不堪。不是因为咱们的老百姓不够勤劳，也不是不够聪明，你们想过没有，咱们也曾拥有让世界瞩目的文化，也曾有过傲视群雄的实力，是不是因为咱们社会的根基已经腐烂了？是不是根本制度的错误？为什么咱们不能像苏联那样强大？
    她越说越激动，甚至站起身提高了嗓门。
    杨运通似乎被蚕豆卡住了喉咙，不停地干咳，试图打断她的话。
    我也一个劲儿地向常先生使眼色，我已经可以猜到她接下来有可能说到最敏感的话题了。
    常先生当然明白我的意思，拉了拉自己的媳妇，示意她别说了。
    岳春华压根没有停下的意思，继续说:如果我们能学习苏联的模式，人人平等，同心协力，一定也会像苏联一样强大，让外敌不敢在欺侮我华夏！可是某些人呢，在国难当头的时候，居然还不忘了残害同胞，蓄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！我看他就是不想真心抗日，你们作为热血青年，一定要擦亮双眼…
    杨运通猛地一拍桌子，那缺了半条腿的桌子差点倒了，杨娃子眼疾手快，伸手扶住了，才没让那一盆美味佳肴掉到地上。
    杨参谋长一脸严肃的说:简直是一派胡言！你们难道真的不知道是谁在殚精竭虑到处筹措钱粮，协调各路军马共御外辱？那大大小小的会战难道是鬼子和空气打的吗？日本人扬言三个月要亡我中华，又是谁打破了他们的狂言？你话里话外都在夸赞苏联，你去过苏联吗？你知道他真实的情况吗？我告诉你，鄙人去过，他们强大的背后，隐藏多大的隐患你知道吗？算了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！你我现在还是战友，希望你收回这些危险的言论，刚才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话，我们今天就当没听见！我虽然与共党不共戴天，但是日寇不除，我们还可以是友军！我还有事，失陪了！
    杨运通的离开，让场面再次尴尬。
    岳春华还是不愿意闭嘴，指着杨运通的背影说:这是拒绝进步的表现，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…
    我本来心里就烦得要命，此刻更是一股无名之火冲上脑子，一下子把破桌子给掀了，起身说:以后别在我跟前谈什么主义，我不懂，也不想懂，我只想把鬼子打跑了，回家拉我的平板车挣钱养家糊口。
    杨娃子依旧是眼疾手快地把木盆给接住了，呆呆地地看我快步走出帐篷，嘟囔了一句:今天都发什么神经？这么好的酒菜都吃狗肚子里去了？
    我追上杨运通，一起坐在石头上看星星。
    沉默了好一会，他开口说:团长，我今天失态了！
    我掏出烟卷给他递过去，他接过来，很不熟练地用洋火点上，猛吸了一口，呛得直咳嗽，我大笑着问:老大你以前没抽过烟呐？
    他一边咳嗽一边说:第一次，黄埔不让抽烟的。
    我不解地问:那邱疯子咋这么爱抽烟？还抽那么粗的雪茄？
    杨运通呵呵一笑:要不怎么都叫他邱疯子呢，除了在委座面前他不抽烟。还有一个另类呢，叫黄维，那叫一个死脑筋，不过他最敬重的人竟然是共党的周先生，周先生离开黄埔的时候，黄维是跪着送他离开的。
    提到共党，我问他:为啥你对共党这么有成见呢？
    他牙齿咬得咯吱响，回答说:家仇难忘呀！祖上辛辛苦苦三辈子，积攒了二十亩薄田，十来间草房，一家人辛苦耕种，去了赋税工钱，也是勉强图个温饱，对待麦客向来不曾苛刻，共党来了，愣是说家父是万恶的地主阶级，是压在百姓头上的大山，抢了地，夺了房，家中父母七十多岁只能沿街乞讨，最终贫病交加，冻死在寒冬腊月。可惜我虽身在军营，却无力救助，枉为人子呀！
    说着，铁骨铮铮的汉子居然流泪了。我只能拍拍他的肩膀，表示同情。
    不知如何去安慰，也暗自担忧，我家中可有上百亩地呢，还有三十多口人，万一…
    真是不敢想象呀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