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师成是宫里的大官，谁敢到宫里去看货啊？

    而且只有梁师成才能给客户保证，因为只有宫里才有御花园，才能在寒冷的冬天也有各种鲜花，才能源源不断地保证鲜花供应！

    最重要的一点是梁师成的信用很好，只要梁师成收钱，不管是什么事，梁师成都能摆平，童叟无欺，妥妥的金字招牌！有着无数的成功案例！

    包定怕梁师成贪婪成性，借着这个差事从中牟取私利，影响到买卖的声誉，特意点拨了一下梁师成，大官只要按照包某说的做，出了什么事自然有包某一力承担，若是暗中做手脚，影响了买卖，后果就不用包某说了吧！

    梁师成很清楚，若是错在自己这里，那么自己就要面对来自皇帝、克星、还有其他股东的怒火了，届时根本就没人能救得了自己。

    张安安在一旁看包定安排得井井有条也是十分欣慰，终于有个得力干将帮自己赚钱了，想着也不能让梁师成白忙活啊，当即指示包定从香水的利润里面拿出一部分，作为小梁子的辛苦费，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梁师成，以后那些昧着良心的钱就不要赚了，因果太大，没有好处的，跟着自己赚点光明正大的钱不好吗？

    张安安说着就想到了一条财路，简直就是为梁师成量身定做的，于是说道：“本公子这里有条财路，有没有兴趣啊？”

    有钱赚，梁师成当然是感兴趣了。

    梁师成，宫里最有权势的大官，据说乃是大文豪苏东坡之子！

    苏东坡有个习惯，喜欢将小妾送予友人来表达彼此之间深厚的友情，这在大宋实属平常之事，权贵之间互赠小妾乃是友谊的象征。

    梁师成的生母以前乃东京当红头牌，仰慕苏学士的文采，自愿入府甘为小妾，可惜被苏学士的一个梁姓友人看中了，苏学士有着豁达的成人之美，也不管小妾当时已经有了身孕，就这么为了友谊，将梁师成的生母送人了，梁师成在娘肚子里就这么被一起转送了。

    梁师成在梁府出生后，自然被冠以了梁姓，但是梁府谁都知道梁师成的这个梁与老爷根本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，在古代，妾生子的地位比起那些受宠的奴仆都不如，更何况梁师成还是个野种，因此梁师成的童年是很悲惨的。

    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乌台诗案的发生则彻底改变了梁师成的命运！

    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，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，用语暗藏讥刺朝政，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。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，后在御史台狱受审。据《汉书·薛宣朱博传》记载，御史台中有柏树，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，故称御史台为“乌台”，亦称“柏台”。“乌台诗案”由此得名。

    乌台诗案——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字狱！始作俑者是那个天文、方志、律历、音乐、医药、卜算，无不通晓，在中国历史上，自汉有张衡后，第二个正史有传的科学家--沈括！

    沈括在众多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，被誉为“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”。其代表作《梦溪笔谈》，内容丰富，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，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，被称为“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”。但是在人品方面嘛，就有点问题了。

    熙宁之初，王安石变法，沈括也曾参与过三司条例司的工作。当时，王安石权势正盛，沈括有心依附，竭力拥护新法，安石初亦相当器重他的才能，但是不久就看穿了他的人品。保甲法将行时，神宗有意委任沈括专主其事，而安石对曰：“沈括壬（小）人，不可亲近。”

    熙宁六年（1073），沈括先是入馆阁，为集贤校理，奉诏详定三司令敕，继复被派为两浙路察访使，口衔天宪，出为钦差大臣了。

    沈括到了杭州，与苏轼交往论旧，非常热络。将去，要求苏轼手录近作诗一通，留为纪念，这也是朋友间的常事，苏轼也不疑有他，就写了送他。

    沈括心里非常嫉妒苏轼，而他又知道王安石甚恶苏轼，所以回京后，除了极口赞扬青苗、助役诸法，绝无不便于民之外，随即将苏轼的近诗，逐首加以笺注，附在察访报告里，签贴进呈，告他“词皆讪怼”。

    当时新党占据了全面上风，无人对此穷追猛打，苏轼也因此逃过了一劫！

    苏轼的政治敏感度还是太低，不但没有警觉，还在写给刘恕的信上，自嘲道：“不忧进了也。”意思是不愁没有人把我的作品进呈御览了。

    但是到了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专政十余年的王安石已经黯然离京，吕惠卿阴谋败露，一时决难再起；皇帝以吴充为相，不过地位中立；王珪是个乡愿式的老官僚，虽然竭诚拥护新政，依附王安石，但其政治上的声望地位，实不足以领导群伦，能力上也不太能够配合急求事功的皇帝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所仰望的及时雨，是妇孺皆知的司马光。

    万一有一天，神宗皇帝觉得无人能为国家做事，念头一转，真让司马光复出的话，这批由王安石选拔出来的“新进”，连现有的禄位都不保了，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可言？

    但是司马光远居洛阳，闭户著书，绝口不谈国事，让新党无从下口；而王安石公开指责过苏轼是司马光反对新政的幕后智囊人物，更有沈括那道“讥讪朝政”的老药方，可以故技重演，退求其次，杀鸡儆猴。于是，倒霉的苏轼，祸从天降，就做了新旧党争的“代罪羔羊”。

    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。于四月二十日到任，进《湖州谢上表》，其中写到：“陛下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。”

    句中“其”为自称，“新进”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。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，表达了自己对新法“生事”的不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