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24章 “睡王”的悲哀
作者:南无臭蛋   五代十国往事最新章节     
    969年2月,穆宗到怀州附近打猎,成功猎到一头熊。平时猎到鹅、鸭,都要彻夜痛饮庆祝一番,这次猎到毛熊,不用说,穆宗喝了一个酩酊大醉。
    然而可能是猎到毛熊实在太过于兴奋,大醉中的穆宗突然“诈尸”,半夜里醒了过来,随后就“驰还行宫”,突然回到行宫后,他又觉得有些饿了,于是便要吃宵夜。
    行宫里的近侍、厨子听说穆宗白天猎到熊并喝醉后,就习惯性地认为他一两天之内——起码今天晚上是不会回宫的,也就没有留人值班。这可闯了大祸了!要知道,东儿只是递筷子时慢了一步,就惨遭诛杀,现在居然要让皇帝陛下忍饥挨饿,活腻了吧?
    厨子们从被窝里跳起来,浑身颤抖着,手忙脚乱地烧火做饭。
    穆宗气呼呼地等了一会儿,酒劲儿又上来了,于是就要睡个回笼觉,他也是死催的,临睡前恶狠狠地对侍从们说道:“你们等着,等我睡醒了再跟你们算账!”说完就倒头大睡。
    侍从们你瞧瞧我、我瞧瞧你,一个个面如土灰。完了玩了,陛下最近特别迷恋千刀万剐,动不动就剁成肉泥……
    既然横竖都是一死,那么……一个叫“小哥”的近侍、一个叫“花哥”的仆人(盥人)和一个叫“辛古”的厨子,以及另外三位没有留下名字的随从,六人怀揣利刃,端着食盘,以送外卖的名义进入穆宗卧室。穆宗就这样被弑杀了,享年39岁,过早地离开了我们。
    先声明一下,所谓的“遇弑”存在诸多疑点,很可能不是一场意外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逆弑君,后文详述。
    历史上关于穆宗的评价基本没有什么争议,清一色的差评,《辽史》甚至以他死得漂亮(宜哉)来做盖棺定论。
    金无足赤人无完人,穆宗也没有坏透,也说过几句人话,办过几件人事。
    比如被保健品坑害后,及时幡然醒悟,将女巫肖古射杀;酒醒之后,在下一次醉酒之前告诫群臣,说自己喝醉之后说的话不算数,还让群臣一定要多多劝谏自己;还废除了鹰坊的刺面、腰斩之刑,以徭役代替,不知鹰坊的倒霉蛋们之前到底哪里惹到了他,总之被废止了,原因是那一天穆宗猎到一只鸭子,心情愉悦……
    收获猎物会让穆宗化身散财童子,而被搅扰猎场的穆宗就会化身魔鬼下凡,于是“爱民如子”的穆宗下达过一道诏书:凡是我要游幸的地方,务必提前高立标识,让百姓滚远点儿,否则死啦死啦滴。
    还有一次,久旱不雨,穆宗就立在船头祈雨,并说如果不下雨就一直站着,直到下雨或自己驾崩,结果上天被感动,应声降雨。
    《辽史》用了二十个字总结了穆宗的十八年:荒耽于酒,畋猎无厌,赏罚无章,朝政不视,嗜杀不已。
    事实上,穆宗的“躺平”只是一种手段,他不是摆烂,他也想挣扎自救。即便是《辽史》这类正史,也与事实存在一定偏差,或是粉饰或是抹黑,穆宗恰恰属于被抹黑的一类。等我们后文梳理更多的细节,就会发现穆宗其实没有那么不堪。毕竟……书写这段历史的人,就是弑杀他的嫌疑人,后文详述,先让子弹飞一会儿。
    《契丹国志》痛心疾首地发出疑问:太祖、太宗栉风沐雨、虎视中原,怎么到了世宗、穆宗这里就突然转变画风了呢?随后无奈地给出解释:也许是上天不佑大辽,否则怎么生出这么个货色!
    穆宗的昏暴令人发指,但如果非要刨根问底,恐怕这口锅也不能完全甩给他一个人。也许《契丹国志》歪打正着,说到了点子上——国运。
    这不是封建迷信或宿命论,而是契丹创业初期积攒的矛盾的集中爆发。
    好比一家初创企业,在跑马圈地的初期阶段,疯狂增长的业绩掩盖了一切隐患和内部矛盾,而当进入成熟期之后,边际效应愈发明显,即便加大成本投入,利润的增长也逐渐变得迟缓,甚至陷入停滞,这就是企业的第二个阶段——利益的存量竞争,零和博弈。
    而绝大多数初创团队,往往都是死在第二个阶段。
    一个新生政权也经常如此。辽国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标本。
    作为游牧民族,契丹人对外要与鞑靼、突厥、回鹘、党项、吐谷浑等民族争夺生存空间,内部则分为八大部,每一部又分若干氏族,起初契丹人的政治制度是原始的部落联盟制,八部各有首领,这些首领定期(三年)开会,进行大选,共同推选出一位大首领,作为整个契丹人的领袖和话事人。
    后来经过漫长的发展,有一支氏族的实力对其他部族呈现碾压级优势,于是“大选”就成了走过场,实权始终被其族人掌握,这便是来自迭剌部的耶律氏。当耶律氏的话事人传到耶律阿保机时,他干脆仿照汉制,建国称帝,契丹领袖也成了世袭制。这就是契丹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隐患。
    从太祖时期的“诸弟之乱”,到前文穆宗时期无休止的谋反,全是这颗种子结出来的瓜。
    被契丹吞并的其他民族,在这些年里不断发动叛乱,比如经常内附中原的吐谷浑,再比如坚持复国的渤海人,还有大、小室韦等。每当辽国控制力衰落,他们就会发动叛乱。
    而在契丹内部,特别是耶律氏内部,更是蠢蠢欲试,阿保机的弟弟、侄子、孙子几乎没有不造反的,而且基本都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造反。
    还别说一笔写不出俩耶律的宗室贵胄,横向对比同时期的中原,宗法制玩儿了上千年,还不是朝代更迭、异姓称帝?契丹人可以骄傲地对汉人说:“还是俺们实诚,起码是一家人争夺家产,耶律氏内斗,不像你们百花齐放,八姓十四帝……”
    汉人则可以回怼一句:“牝鸡司晨,可乎?”
    这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显着区别之一,即女权。在农耕文明中,女性通常没有社会地位,只作为男性的依附,而游牧文明因其生活方式的原因,女性掌握着比农耕女性更多的资源分配权,真正做到了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,她们是创业团队的合作伙伴,与男性的关系是合作而非依附。比如“断腕太后”述律平,她有自己的军队,战斗时披坚执锐,在战场上亲手杀过敌人,也生擒过敌方将领。
    在创业之初,后族的彪悍为团队带来了增益,然而却也是另外一个隐患——后宫干政。还是以最具代表性的述律平为例,正因她拥有强大的实力和对团队卓越的贡献,她对集团内部的影响力也是撼天动地的,接连与“帝党”、“太子党”、“太宗党”争权夺利,一直到了“横渡之约”,畸形的“世宗党”才算把“太后党”彻底铲除,消除了述律平对辽国的操控。
    而在穆宗之后的景宗,辽国同样是后宫掌握实权,庆幸的是掌权的这位“萧太后”不是慈禧太后。她让辽国起死回生,这是后话。
    简单说,集团内部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的分歧被早期过量的收益所覆盖,大家没有必要内耗,各势力之间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,却也能相处融洽。当外部的补充无法满足内部需求的时候,各派势力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而不得不内卷,提出要重新审视利益分配机制或份额。
    也就是说,当集团进入第二阶段——对外拓展停滞、利益增量不足,资源进入存量博弈阶段时,内部的分歧就会开始凸显。
    太祖依靠耶律氏各大贵族和述律平等势力,建立辽国,在不断的开疆拓土过程中,太祖的威望达到巅峰,他的地位无可撼动;太祖死后,述律平努力维持,使集团依靠惯性向前发展,但这期间也夹杂着述律平对个人利益的争取,并极大伤害了其他贵族的利益,于是以“太宗党”为代表的小团体开始挑战述律平的权威,辽国的内忧逐渐显现;
    到了世宗、穆宗,随着述律平的倒台,辽国集团内部再也没有一派对其他派别具有碾压性优势,大家势均力敌,摩擦冲突不断。
    这就是大势所趋,这就是所谓的“国运”,非人力可为。在这种大环境下,即便是唐宗宋祖也难有回天之力。
    世宗想试试,于是不到三年就被杀了;穆宗看透了事情的本质,选择了躺平,“我不管了,你们争吧,争出个结果通知我一声就行。我不妨碍你们任何人。”所以穆宗如此昏庸、残暴、长期旷工……居然能在位长达18年,最后还是被“小人”意外杀死,而不是被贵族们造反推翻,如果穆宗不是那么作,起码别嘴欠,也许还能多活几年。
    如果非要往穆宗脸上贴金的话,那可以说他做到了道家提倡的“无为而治”。如果把世宗的“有为”和穆宗的“无为”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话,就非常明显了,“为”与“不为”其实就是对利益蛋糕的染指与否。世宗想分蛋糕,就被干掉;穆宗懂事不碰蛋糕,也就可以苟活。
    另外,如果再把辽景宗——或者说“萧太后”放进来对比,就更能说明问题了:穆宗遇弑后,辽国进入到景宗朝,由萧太后执政,孱弱的辽国在短时间内满血满buff原地复活,宋辽立刻攻守互换,大宋从此不敢谈论“北伐”。
    也就是说辽国只是忙于内斗,综合实力并未衰减,等角逐出一个大家都信服的话事人后,辽国就还是那个辽国。
    再比如穆宗虽背负残暴嗜杀之名,却只杀无关痛痒的“小人”,以及没有背景、没有靠山的政治边缘人物,而能牵扯到派系利益的核心人物即便造反,也只是“下不为例”的批评教育,他实在不敢得罪任何一个势力。
    辽国的水太深,穆宗把握不住。
    有人也认为,这种压抑的氛围也是造成穆宗心理扭曲的原因,所以穆宗在初期较为克制,而越到后期越喜欢杀人,手段也越加残忍血腥,这就是长期压抑的结果。
    穆宗时期的辽国是内部权力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,各派系忙于内卷而无力对外扩张,这种扩张不仅是领土疆域,也包含政治影响力等软实力,所以辽国基本休克了二十年。
    在对外关系上,特别是对待中原事务上,辽国表现得非常佛系。
    比如北汉,作为傀儡和地缘政治的筹码,北汉越来越让辽国感到头方,从提款机变成了鸡肋。自刘承钧即位以来,就时时刻刻想要摆脱辽国控制,很有当年石重贵的神韵。比如刘承钧把赌注押在潞州李筠身上,准备一把梭,结果遭遇惨败,辽国终于忍无可忍,历数刘承钧的“三大罪”,直接把刘承钧吓死。
    客观来讲,仅从单纯的经济角度上看,辽国还是有赚的,史书明确记载了北汉向辽国每年进贡白银一千斤,其他贡献另算。但是在这场史诗级多人即时战略网游中,利益得失并不仅仅是银行往来账目那么简单,政治利益才是最大的考量标准。
    而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,辽国赔大了。扶持北汉的初衷就是要以北汉来要挟中原,到穆宗时,实际情况已经与当初的设定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偏转,辽国被北汉绑架,多次被迫卷入与中原大国的军事对抗中。
    于是辽国最终出卖了北汉,与中原达成和解,在最恰当的时机进行政治变现,虽然这一做法饱受批评,被认为是鼠目寸光,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。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。以国人不顾全世界反对,把漂亮国卷入到一场被全世界人民唾骂的战争中,不知漂亮国何时壮士断腕,拿以国纳投名状,换取自身生存空间。
    恶犬,永远是恶犬。
    再比如南唐,辽国与南唐——包括南唐的前身南吴,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。面对来自中原大国的军事威胁,南唐多次重金贿赂辽国,希望辽国能在北边牵制一下中原。而辽国每一次都会把礼物照单全收,并表示“下次一定”。
    无论是南唐史官还是辽国史官,都毫不避讳地记载道:辽国“利其货,徒以虚语往来”。渣男。
    再比如中原王朝。如果说辽国欺骗了南唐的感情,那么中原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,痛痛快快地玩儿了一把辽国。
    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,中原通过对辽国持续地战略大欺骗,逐步统一了南方诸藩,然后又通过与辽国达成一项“互不侵犯条约”啃下了北汉。
    天下很大,可以同时容纳两个强大帝国,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可以并存共处,但——幽云十六州是一个棘手的难题。
    在柴荣“北定三关”时,穆宗曾说了一句名言,说三关原本就是汉人的领土,拿走就拿走吧,咱们又没有损失。此话虽然让辽国人听着扎心,但这才是两国长期并存的最优选择。
    中原人对不能耕种的土地是不感兴趣的,无论是秦皇汉武、还是唐宗宋祖,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将游牧民族斩草除根,也没有想过要把疆域推到西伯利亚,只要守住长城以南的中原领土就可以了。大宋从没想过要消灭契丹,只想收复幽云十六州。
    辽国在实力衰落的情况下,如果幽云十六州不幸被中原收复,那么穆宗的建议也不失为一项富有建设性的务实主张,大家继续划长城为界,睦邻友好,合作共赢。
    该低头时就低头,大家都是体面人。被别人帮着体面,就不太体面了。港、澳的回归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同理,我坚信在不远的将来,宝岛也会和平回归,毕竟大洋彼岸那个衰落的霸权是个体面人。